传统国际法认为国际公约以国家和国家实体为其规制对象不对个人发生效力，原则上只有国家加入并经过一国宪政程序批准国际公约后，国际公约方可转换为国内法约束全体国民。

这些意蕴为宪法独有，在构成基本权利体系解释原则的同时，提供了容纳新权利的开放空间[10]。[7]基本权利释义也存在着内敛与外弛交互使用的现象。

当这种困难达到了一定程度时，这门学科的性质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基本性的变化，换言之，即‘科学革命。虽然这种转向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并且在方法上非常成功，但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失望。社会中的个人以及个人与公益之间的冲突都无法使任何基本权利处于绝对地位，不受任何限制。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首先是国家与公民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由于体系化基本权利研究起步较晚，上述三要素的发展较为迟滞与缓慢。

该条既是基本权利限制的规范依据，也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宪法规范表达。对一些基本概念认识的混乱与悖谬依然是中国目前基本权利研究中的客观实存。[3]参见宋雅琴、古德丹：《十一五规划开局节能、减排指标失灵的制度分析》，载于《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9期，第28-29页。

相应地，上位规划作出了变更调整，下位规划也应该根据上位规划作出相应的变更调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条第2项。这里的相关信息自然也包括其他行政规划的信息，这一点在制定同位规划时也同样重要。所谓协商原则，是指在法定空间内，同位规划的制定者就同一事项的设计进行磋商，以达成一致。

（二）发生规划冲突的原因规划本是人类运用自身的理性对未来进行设计的结果，为什么这种理性的结果还会发生冲突呢？毋庸置疑，人类的理性本身是有限的，运用有限的理性去设计无限复杂变动不居的未来，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如果行政规划千城一面照搬照抄，那么所谓规划冲突则难以存在。

不同的行政机关对同一个事项都可能具有管辖权，因其规划目标不同、标准不一，就会导致不同的行政规划在同一地域的竞合和冲突。在磋商中亦可发挥专家的作用，双方可共同邀请专家参与论证，而不必各自延请专家分别论证，以节省行政成本、提高达成共识的进程。这种人为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规划冲突。如果各个行政机关割据一方分而治之甚至相互掣肘，必然破坏整体的公共福祉的实现。

后者规定，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应当按规定向规划审批机关提出调整报告，经认定后依照法律规定组织调整。2．协商原则在缺乏相关法律的明确规范时，由于同位规划的制定者的法律地位大致相当，而且一般不享有指挥监督权，这时要防止或解决冲突就必须遵循协商原则。在法律没有设定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为保证规划制定者之间的相互调整和合作义务，规划机关一方面应消极地避免冲突的发生，另一方面也应积极采取措施调整自己的规划。规划修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规划本身的合理性作出反思的过程。

建议提出对土地治理整顿验收未合格或未验收的地区，以及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后未经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仍暂停审批。[9]《城乡规划法》第48条第1款还规定，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另一方面，要想制定合理的上位规划，也必须要遵循逆流原则，因为只有征询下级机关的意见，才更有可能让规划符合现实，让规划更富有实效性。其一，这是上位规划的地位的要求。

[4]有学者认为，上一层次的规划涉及的范围大，其控制力要大于下一层次的规划。1．整合原则所谓整合原则，就是指上位规划指导下位规划的制定，上位规划统辖下位规划，下位规划不得违反上位规划。《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点规定，编制规划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例如，在城市规划的制定方面，《城乡规划法》规定了分级审批的制度，[14]省级及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编制城乡规划均需上级或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审批制度是防止规划间发生垂直冲突的事前调整的制度。（二）规划垂直冲突的调整机制鉴于有可能出现1＋1＜2的情形，但也有可能出现1＋1＞2的情形，所以一者要落实两大原则，二者要在整合原则与逆流原则之间进行权衡。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15条第2款规定：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和军事机关提出意见的采纳结果，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报送审批材料的专题组成部分。但国人似已对计划一词感情淡泊、甚至不乏深恶痛绝者。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15条规定，在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组织下，充分吸取政府有关部门和军事机关的意见。在具体的协调中，对于强制性的内容，应严格遵循整合原则按照上位规划执行。

行政规划多系政府职能部门甚至整个政府的未来蓝图，其内容常具有综合性，其执行手段也具有多样性。我国在有关规划的立法中对于规划的变更以往很少强调，现在的《城乡规划法》单设一章对规划的修改作出规定，但其程序的严格性和超强的稳定性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也是规划冲突与法律冲突的一点差别。[28]为了预防规划的垂直和水平冲突，建立一种交叉型、对话型规划制定程序，应会收到较好的现实效果。在同位规划之间发生水平冲突时，则应在法定空间内按照协商原则予以调整。但绩效评估一般较短，以一届政府的期限算也就是五年时间。

第四，行政规划的长期性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短期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也明确表明了上位规划的效力等级。

而行政机关由于技术性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专门化的现象也较为明显。规划的过于稳定，必然导致规划与现实之间的脱离、规划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规划的虚化。

为了确保规划的体系性和合理性，有必要对其冲突进行调整。在冲突发生之后，下位规划或者上位规划要根据情况作出一定的调整变更，同位规划之间也要就同一事项作出一定的调整变更。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5条第2款。至于控制力的大小问题，从法律的层次来说是正确的，但从实际运作来看就未必如此。这是因为没有指挥监督权的行政机关之间负有相互忠诚的义务和水平的合作义务。[23]这就为在实现整合原则的同时实现逆流原则的要求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规划冲突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从规划之间的效力层次来看，可分为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之间的垂直冲突和同位规划之间的水平冲突。[8]《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十三点规定，总体规划涉及的特定领域或区域发展方向等内容有重大变化的，专项规划或区域规划也要相应调整和修订

相应地，行政规划的制定者亦应积极听取其意见，如果不采纳其意见，应说明理由。[2]行政规划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逐渐形成了所谓的计划国家，依法律行政甚至为依规划行政所取代。

[13]换言之，整合原则讲究自上而下，而逆流原则强调自下而上，强调下位规划要有特色个性和自主性，防止上位规划对下位规划的过度规制。同位规划的判断标准一般要看规划的制定主体的地位，如果制定机关的法律地位相同，则可能为同位规划。